前一二十年，村干部常常带着镇干部来村里搞计划生育工作，在超生户家里扒米牵牛，甚至揭屋顶上的瓦。还有就是进村催公粮，弄得整个村子鸡飞狗跳。
现在虽然说计划生育工作没有那么夸张，也不用交公粮。但村里的低保户，往往都是村干部的三亲六戚占了指标，很多人住着簇新的楼房，却领着低保。甚至有人说，国家每年下拨不少各种救助款，都被镇里和村里的干部瓜分了。
因此，在农村，镇村干部很多时候就是妖魔化的象征，不少村民对镇村干部抱着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态度敬而远之，对他们不冷不热。
牛牯大叔因为有拖拉机搞运输，家境比较殷实，也无意做村干部。后来，因为村里修祠堂，要成立理事会，通过理事会去筹款，大家才把牛牯抬出来，一定要他去做理事会会长。
这个理事会会长可不好做，不但没有工资，还因为要经常联系族人筹款，花不少电话费和油费、路费，但牛牯也不在乎这点钱，主要是大家对他的尊重，他觉得很受用。
为此，牛牯在村里的威望，比一些村干部的威望还高，甚至比支书的威望还高。这次出租小学校舍是他牵头，大家也算是看他的面子，讨论只是一个形式。
第二天，牛牯大叔去到县城，找到徐紫蕙和胡小可汇报去了。